圣经和合本也称国语和合本，旧称官话和合本，是华语基督新教最普遍使用的《圣经》译本，问世一百年以来，一直是华人教会的权威圣经译本。此译本的出版源自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，会中各差会派代表成立了三个委员会，各自负责翻译官话（白话文）、浅文理（浅文言）、深文理（文言文）译本。
1904年，《浅文理和合译本》出版《新约》。1906年，《深文理和合译本》也出版《新约》。1907年，传教士大会计划只翻译一部文理译本，于1919年出版《文理和合译本》。1906年，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完成了《新约》；1919年，官话《旧约》的翻译工作完成。在1919年正式出版时，官话《圣经》译本名为《官话和合译本》，从此就成了现今大多数华语教会采用的和合本《圣经》。并在1983年起进行了修订，使其更贴近现代文意，修正错译，在2010年完成出版《和合本修订版》。
和合本分为“上帝”版和“神”版，区别在于上帝版的经文中出现“上帝”的地方，神版都用“神”前加空格代替。因为对于耶和华，中文应该翻译为“上帝”还是“神”，晚清的西方宣教士争论了几十年仍未解决，所以和合本便采用这种折衷方法。
《官话和合本》委员会的委员有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（1836年－1908年）、美国公理会的富善（1836年－1925年）、中国内地会也是浸信会的鲍康宁（1852年－1922年）、英国伦敦会的文书田（1847年－1914年）、美国美以美会的鹿依士（1854年－1939年），以及其他在不同阶段加入、后因不同原因退出的西方传教士，前后有十六位。协助他们翻译的中国基督徒有诚静怡、刘大成、王治心、王元德（即王宣忱）、邹立文、张洗心、李春蕃等人。在狄考文翻译新约的过程中，他的继配夫人狄文爱德曾协助他，为官话新约的翻译制作了一份希腊文-中文的索引。和合本的翻译共遵循四项原则：
1、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语言，不可用地方土语。
2、行文须简单，在礼拜堂诵读时，各阶层人士都能明白。
3、字句必须忠于原文，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气。
4、暗喻应尽量直译，而非意译。
委员会在翻译官话译本时，官话之确切的书面形式和标点符号尚未成熟和定型，委员会需要商量采用一个共通形式。狄考文认为文体要贴近官话口语。他也设计了圣经中的标点，除传统的句点（。）和逗点（、）外，增加了圆点（．），作用如同英文的分号和冒号。1906年，新约译完，1907年出版。之后开始翻译旧约。狄考文在1908年逝世。富善和其他委员继续翻译旧约，于1917年将旧约译完。在翻译过程中，委员们意识到官话逐渐取代文言成为书面语，《圣经》官话译本会成为重要作品，因而在1918年3月，着手把新约全面修订，使得译文更具文学风格，并于该年年底修订完毕。1919年4月22日出版《官话和合译本》。1939年改名为《国语和合译本》。
官话和合本的问世刚好赶上了同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，成为中国较早的白话文翻译著作，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，其中一些词语已经成为家传户晓的中文成语，例如“以眼还眼”、“以牙还牙”、“代罪羔羊”、“披着羊皮的狼”、“迷失的羔羊”、“眼中瞳仁”，等等。
圣经和合本采用直译，忠于原文，广受欢迎，很快取代了之前的文言文译本和白话文译本，到20世纪30年代，便风行起来。当时中国敬虔的基督徒，如宋尚节、王明道等人，都是通过和合本圣经了解并接受了基督教。

圣经和合本